荣荣,艺术家:“影像将现实提炼出来后,提供的是无限的想象空间”

 中国摄影艺术家荣荣与日本摄影艺术家映里自2000 年开始合作。 他们的摄影作品在展现两人共同创造的独特、感性世界外,也表达了对传统手工照片和暗房技术进行持续探索及拓展的坚持。荣荣& 映里备受关注的作品,如《富士山》、《自然》、《六里屯》和《妻有物语》等,将人与生存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作为主题,也是对从死亡和废墟到重生和超越的视觉叙事的充满诗意的沉思。2007 年,荣荣& 映里在北京草场地国际艺术区创办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由艺术家自资创立的摄影艺术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开放互动的国际性交流平台。2008 年起,荣荣& 映里启动了“三影堂摄影奖(TSPA)”活动,旨在鼓励并挖掘中国最具潜力的摄影艺术家。2015 年,荣荣& 映里创办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与法国阿尔勒摄影节合作主办了集美· 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16 年,荣荣& 映里获得索尼世界摄影奖“摄影杰出贡献奖”,他们为亚洲乃至世界摄影界带来的贡献获得了世界摄影组织的高度认可。

荣荣&映里,《三影堂》系列,北京,2007

荣荣&映里,《三影堂》系列,北京,2007

您在去年三影堂十周年的纪念展上说过,您很早就知道自己会走上摄影这条路,那么摄影最吸引您的是什么呢?

摄影的魅力是无穷无尽的,摄影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相机其实是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产生的影像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它会帮我找到答案。年轻时我们都经历了一个迷茫的时期,我们在寻找问题,也在寻求答案,是相机帮我找到了一个出口。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是当下的现实问题,但影像将现实提炼出来后,提供的是无限的想象空间,我遵循着这个道路去寻找理想中的影像。当然理想的影像不是一时能寻找到的,需要在日常的积累中去感悟。

是什么促使您建立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并非我一人创立,是在和映里相识后,我们两人的共同心愿促成了三影堂的建立。我们对于摄影都有信念,想要借助三影堂呈现摄影的理想世界,二十多年前,我们都在摄影这条道路上探索,也走过很多弯路,因此当我们有了好的条件之后,很希望能打破当时的摄影现状,改变本土的摄影土壤,也希望通过本土和世界对话。摄影语言其实超越了民族和国家,图像是一个独立的载体。

您最初设立三影堂摄影奖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都年轻过,年轻时经历过迷茫的状态,我们也知道年轻人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曾经也投过稿,经历过挫折和失败,这个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给年轻人一个平台和展示的空间,希望热爱影像的人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发挥他们的可能性。其实在本土,对于摄影的支持是缺失的,摄影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被边缘化了,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没有得到正视,公众也没有认识这门艺术的渠道。我们也希望公众能通过这个奖项更关心影像艺术。

通过这个奖项,很多中国年轻摄影师在摄影领域获得了认可,鉴于您自己年轻时也经历过一段挣扎的时期,您自己是怎么看待与更年轻一代的摄影师的关系的?

首先我觉得非常幸运能跟年轻人交流,见证他们的成长,跟他们有艺术层面的互动。在来到北京之后的一、二十年中,我得以与星星美展这一批当代艺术家前辈成为朋友,也和东村艺术家群体有着密切的交流和互动,到三影堂成立之后,我也和新生代的艺术家有了互动,我能在这些互动中看到短短几十年里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这是令人激动的事情。和前辈的交流可以让我们收获很多,那么另一方面,看到年轻人的活力,了解他们的想法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每年您都会收到许多作品提案,然后再从中选出包括获奖者在内的20位摄影师进行展出,您确定终选名单的标准是什么呢?

每年有五、六百份提案,报名者的作品水准也参差不齐,首先三影堂有一个小组进行初选,我们有专业的策展人,我和映里也在摄影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我们会根据经验进行初步的筛选。

在摄影奖创办之初,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投稿人,尤其是从国外投稿的中国艺术家,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选拔的标准和摄影奖未来在哪里,但从三影堂创办之初的愿景出发,摄影奖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我们很难用标准来界定艺术, 摄影奖也邀请过外部的人来参与初选和提名,希望尽可能呈现摄影的多样性。其实摄影奖的水准和投稿人的水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投稿人国际化的背景愈发明显,许多年轻人有了海外留学的经历,这些都是奖项设立之初没有预料到的,也为摄影奖的评选提供了更多的方向。

评审团由5-6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构成,您每年是如何选择评委的呢?

三影堂摄影奖的评选方式是比较特别的,我们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策展人,比如来自MOMA和东京都摄影美术馆的摄影专家,我们也邀请艺术家做评审,例如杜塞尔多夫学派的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以及希拉·贝歇(Hilla Becher)等。由这些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审团必须在评审前和艺术家见面交流,由艺术家亲自导览参观作品,之后进行投票产生奖项。每年的评委都不一样,三影堂始终保留一票。

三影堂每年考察世界各地的摄影机构,了解评委的专业水准,有些评委我们连续多年邀请,比如之前在泰特美术馆的策展人,现任欧洲摄影之家总监西蒙·贝克(Simon Baker),还有之前在SF MOMA任职,现任蓬皮杜策展人的柯莱芒·谢鲁(Clement Chéroux),我们信任这些评委在摄影领域的敏锐眼光,他们对于业界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每年我们的重要功课就是确定下一年的评委,把中国摄影不断推向一个开放而国际化的平台,这些评委的加入也增加了他们对于中国摄影领域的了解。

通过拥有国际化的评审团,摄影奖除了确保了“独立性,学术性和公正性”之外,是否也促进了国际交流,这种交流是如何体现的?

这是肯定的。去年,泰特美术馆的策展人来到中国,我们不仅向他介绍了参加评选的艺术家、当代的摄影家,也为他介绍了民国的摄影艺术家,当我们给他介绍民国艺术家骆伯年时,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将骆伯年加入了次年的展览,现在这个展览也正在泰特展出。因此通过国际化的评审过程,我们也让很多摄影史上被遗忘的大师重新走上国际舞台。

另一方面,摄影奖是挖掘和支持年轻艺术家的项目,很多年轻人和国际评审结识并交流,最终也促成了在国外的画册出版和展览机会。

您对着一奖项未来的走向是如何构想的?

把摄影奖持续下去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难的,从三影堂和摄影奖诞生之初,我们一直面临着明天的问题。作为这个空间的创始人,我们有责任将它延续下去,但我们会老去,不可能永远承担管理工作。然而三影堂会成长,它会变得更加独立,这十年很多人给了我们支持和关注,所以我们得以延续至今。我们同时也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向往着明天。